新华社记者说 | 外国人眼中的战“疫”五字“中国策”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可见陈伯陶的观点处处流露出与新文化人士的差异。【41】章太炎因而指出，《孝经》《西铭》与墨学兼爱在天地万物一体这个意义上，思想意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社会立基于宗法家族制度，其家庭伦理则是一种以孝悌为核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陈伯陶在晚清政治史上有过一定的活动和影响。【1】本文以陈伯陶于1926年所著《孝经说》为研究对象，来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接受度达到高峰的情况下，一种有代表性的依据传统学术方法反思新文化思潮的思路和见解。2详细讨论参见石岩：《五四时期思想界研究墨学热潮出现的原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2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36页。

五四时期兴起的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孝悌观念。36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陈先生指出善本《甘泉先生文集》的发现对于研究湛甘泉生平思想有重要价值（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67页。

无论如何，从蒙学来考察儒家的世俗伦理，反而可以看到儒家的这些价值，可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动力。因此，韦伯所有在儒家伦理方面所下的错误论断，都是因为他只就精英儒家文化立论，而忽略了世俗儒家文化。晚近，阳明学佚文的辑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少研究者有自觉的意识去搜集、对勘、整理阳明的语录和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传习录》和《钱绪山行状》中有关天泉问答的内容均出自钱绪山、王龙溪本人的记述，故其史料价值较高，而《天泉证道纪》则处于龙溪门人的纂辑，故不可信用，不得作为天泉证道的史料。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0-411页。） 二、宗教与社会 上个世纪80、90年代，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在学术界比较流行，尤其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引发的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吸引了全球学者的关注，陈先生也积极参与这一讨论，试图引入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来重新审视儒学中的某些现象，重新思考儒家伦理（尤其是儒家世俗伦理）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韦伯的理论进行积极的回应。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无论何种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研究，最基础的研究仍然是对思想文本的研究，没有对文本的深度研究，不能深入文本的具体诠释，终究难免浮光掠影或对塔说相轮，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更无法对学术的积累作出贡献。他的学术性格中艺文性较强，在其文章、语录都有明显表现。实际上，陈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远不止此，无论是就其涉猎的范围还是就其研究的取径、关注的视角而言，他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收录的多篇有关明清儒学研究的文章，都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开启了无数的法门。（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95页。

国内所能见到的通行本为康熙二十年重刊的《甘泉文集》，所收内容并非甘泉文献之全部，很多甘泉文献已经散佚。根据我的看法，陈先生对神秘主义的关注，在方法上固然是受了西方比较宗教学的启发，但在基本观点上则是继承了冯友兰、张岱年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特点的某些看法，尤其是他关于精神境界的说法，更是继承了冯先生的境界说。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史》中，重在突出他们在明末清初实学思想中反虚入实的特点。另外，他还首先注意到了日本所藏《遗言录》、《稽山承语》的文献价值，将两书校勘整理后在中国的杂志上率先发表，并指出其中包含很多阳明语录佚文。

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及近现代中国哲学。借助《遗言录》，陈先生将《传习录》形成的历史彻底搞清楚了。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35-336页。陈先生的《仁学本体论》一书就是对于当代儒学的一种理性重建，在该书中，他也充分肯定了熊十力哲学的意义。

另外，陈先生的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始终有一个国际视野，他的心态和方法是开放的多元的，他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引入比较的视野是非常必要的，既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也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他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的发展。（《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32页。（《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34页。他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注意到了北大本所藏《甘泉先生文集》的价值，无论对于研究甘泉思想还是对于研究甘泉与阳明的交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该文中，陈先生还注意到，方以智在后期《东西均》中基本思想不同于前期《物理小识》中的思想，如果说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思想主要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东西均》中，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唯心主义。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证、辑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

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陈先生所开辟的上述诸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学界广泛重视，形成了很多新的研究热点。

最近，甘泉全集已经分别由台湾和大陆学者整理出版，使得对于甘泉思想的研究具备了完备的资料基础。这些都足见陈先生对阳明文献的熟稔及对其价值的敏感性。

陈先生推测，《天泉证道纪》应为肖良幹、周怡二人（龙溪门人）据龙溪平日论学语编成《天泉证道纪》，并置为全集卷首。1992年，日本学者吉田公平与难波征男分别赠送给陈先生《遗言录》和《稽山承语》的影印本，系日本东北大学藏本，为国内馆藏所无。

），即韦伯对中国宗教特别是儒教的很多论断是着眼于儒家精英阶层的伦理心态，并没有如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做法，将目光投向儒教中与《基督教指南》等小册子类似的蒙学读物，因此在其方法论上存在不一致之处。）陈先生1986年写的《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可以说是为二周（刘宗周、黄道周）中的黄道周发潜德之幽光，该文言辞古雅，依据黄道周的传记和年谱，对黄道周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对黄道周的文人风神、哲人气质及其忠孝大节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读之让人如见其人，心生歆慕。此外，日本保留了一个嘉靖八年（1529）刻本，名为《甘泉先生文录选》，根据陈先生的说法此书所载绝大部分为通行本文集所无，故受到研究者所重视。） 陈先生对韦伯关于儒教论断的反驳是有力的，他基于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而对儒学所作的分析，更是非常深入地说明了，儒家世俗伦理不但与经济现代化相矛盾，反而与新教伦理一样，可以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伦理心态的说明，这是陈先生对于儒家文化与工业现代化理论关系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25页。陈来先生在佐藤一斋和陈荣捷先生的基础之上，自觉地搜集整理阳明佚文。

事实上，阳明学话语的建立、扩展及在明中后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笼罩，正是通过推行会讲、讲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280页。

从群体生活来说，可以培养个人约束自己以遵从群体的纪律。另外，《王龙溪全集》篇首也载有《天泉证道纪》，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出自王龙溪之手，内容与《传习录》和年谱所载内容有部分差异。

而事实上，上述思想家，包括刘宗周、东林学派，在晚明清初思想界都有很大的影响，陈先生眼光独到，利用现有的文献，对上述思想家的生平及思想要点，进行了精当的介绍，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对这几位思想家的进一步关注，同时也奠定了后来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 陈先生指出，应该肯定儒学家神秘体验的真实存在，理学家从理性的角度难以理解的很多悟道体验，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看又是非常合理的。陈先生对于颜山农思想的介绍，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三个方面，即宗教、社会以及世俗伦理这三个面向。）王门后学钱德洪、王畿、邹东廓、罗念庵、罗近溪等人都是讲会的热情参与者和组织者。

关于方以智的方法论，陈先生用无对待在有对待中加以概括，指出方以智方法论具有辩证的因素，但其中也包含形而上学的内容。陈先生注意到《王龙溪全集》中的《天泉证道纪》中的内容实际上是由王龙溪为钱德洪所撰行状有关天泉论辨的内容和《东游问答》中王龙溪与耿定向有关四句教的问答两部分组合而成。

另一方面，为了论证和维护本体的绝对性，他又主张超越一切差别，从而否定对立和差别。）日本的甘泉学专家志贺一朗研究甘泉思想即主要是依据的此本。

《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重在刻画作为王学传播重要形式的会讲活动在嘉靖时期的王学知识人之间是如何展开的，及其地域分布、规模、形式、功能特点等等。（《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61页。